刘玮：让中国化妆品不良反应和功效研究领先世界 | 科技筑梦

刘玮教授简介

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前空军总医院皮肤病医院院长、皮肤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顾问，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标准委员会会长。

主要从事皮肤美容、化妆品不良反应以及化妆品功效研究。曾参加编制有关化妆品皮肤病的七项国家标准，负责编写原卫生部《化妆品卫生规范》人体试验部分，负责编制《防晒化妆品SPF值人体测定方法》等标准。

获国家及省部级科研成果7项，在国内外专业杂志上发表科研论文150余篇，主编或主译、主审著作20部，包括《皮肤科学与化妆品功效评价》、《现代美容皮肤科学基础》、《精准护肤科学原理与实践》等。

刘玮教授

在国内化妆品不良反应、化妆品功效研究领域，刘玮无疑是个旗帜性人物。

1991年，当33岁的刘玮被分配到解放军空军总医院时，也许并没有想到，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自己会一直跟“皮肤美容”打交道。

彼时，刚从第四军医大学博士毕业的他，已经见证了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活力的爆发，也见证了国内化妆品行业的初兴。

当然，野蛮生长带来的诸多问题，同样被刘玮看在眼里。

经济的快速上行，让作为工业一部分的化妆品行业，也得到迅速兴起的机会。于是诸多产品层见叠出，纷纷推向市场。但由于缺乏监管，品质良莠不齐，化妆品不良反应现象在上世纪80年代特别严重。这一点，引起了国家相关职能部门的注意。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原卫生部接管化妆品，机缘巧合下，刘玮成了第一批研究化妆品不良反应的皮肤科医生。而他与化妆品的渊源，也正式拉开序幕。

而后三十来年，中国化妆品逐渐从野蛮生长期，陆续经历渠道红利期、营销红利期，再进入功效管理时代，其间，以刘玮为代表的皮肤科医生，一直在为化妆品不良反应和功效研究贡献科技力量。

他们的先行和坚持，指引了化妆品功效管理的未来。

首编7项“不良反应诊断标准”

刘玮的导师蔡瑞康教授，是其进入化妆品领域的引路人。两位专家对这一板块的研究，带有浓烈的时代背景。

在国家原卫生部管理化妆品之前，消毒产品、洗涤用品、化妆品等轻工业产品，都统一由轻工部进行管理。

转折发生在1985年。

那一年，扬州有家化妆品厂生产了一款名叫月中桂乌发宝的染发产品。与现在的染发产品不同的是，月中桂乌发宝不含对苯二胺等成分，却含有比例高达3%的醋酸铅，抹上后，头发会缓慢地氧化、变黑，不仅接近真实发色，还不易过敏。

然而，绝佳的功效背后，却隐藏着极大的风险。铅是重金属，对人体有很多危害。国际上许多国家的化妆品法规都严格限定产品中铅的含量，月中桂乌发宝中的含铅量，则要高出国际法规标准的成千上万倍。此事，引起了媒体的强烈质疑。随后，国家原卫生部组织了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专家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月中桂乌发宝进行调查，发现含铅量确实严重超标。时任解放军空军总医院皮肤科主任的蔡瑞康教授，便是调查组的一员。

这件事，成为国家卫生部门介入化妆品管理的导火索，特殊用途化妆品类别由此产生。原国家卫生部不仅分担了特殊用途化妆品的管理，还开始起草化妆品卫生标准，编制化妆品卫生监管条例。不久后，国务院实行大部制改革，轻工部取消，卫生部统管了所有类型的化妆品，开始加强对化妆品安全的管理。鉴于化妆品不良反应的频频出现，1992年便正式下达了编制相关诊断标准的课题任务。

接下这个担子的，正是蔡瑞康教授。

蔡瑞康教授

按照卫生部的要求，由空军总医院牵头，加上北京协和医院、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每个国家级单位派一个教授组成研究组，进行化妆品不良反应诊断标准的编制。初出茅庐、在空军总医院担任皮肤科医生的刘玮，就是在这时进入到研究组中的。

“因为年轻，精力充沛，我担任了编制工作部秘书一职，诸如调查、研究、起草等具体工作，都由我来干。”回想起当时的情形，刘玮记忆犹新。

实际上，标准的编制工作并不简单。就研究范围来看，化妆品概念很广，无论特殊化妆品还是普通化妆品，所引起的不良反应，都要有相应的诊断标准。就操作流程来看，除了拟定相关标准和文件外，还要参加化妆品的安全性审查，组织人体实验单位对化妆品安全性和功效性进行人体实验，开展相关学术活动、组织全国范围的化妆品不良反应义诊、建立监测系统等等，这些工作都需要一一落到实处。

由于工作繁杂，从1992年下达任务到1997年编制工作完成，刘玮和研究组的人员前后共花费了五年时间。

当然，成果是显著的，最终呈现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达到了7项，包括化妆品皮炎的诊断标准，化妆品过敏的诊断标准，化妆品光感皮炎的诊断标准，化妆品引起色素沉着的诊断标准，化妆品引起痘痘、痤疮的诊断标准，化妆品引起毛发损伤的诊断标准等。而此前，国际化妆品领域都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

另外，1994年，刘玮在《中华预防医学杂志》发表的文章里，还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将化妆品引起的不良反应定义为化妆品皮肤病。这在国际上也属首次。

“对于化妆品不良反应的研究，我们国家处于领先的地位。”今日看来，刘玮的这一论断合情合理。

开启国内化妆品功效研究先河

上世纪90年代，除了针对化妆品不良反应的质疑外，另一个经常引起行业和消费者争论的话题，便是“化妆品到底有没有效果”。

对此，刘玮也多有思考。

看到这一话题的热烈程度，他心里产生了一个想法：在研究化妆品不良反应的同时，是否也应该研究一下化妆品的功效呢？比如，不少原料具备一定的功效，但形成产品后还具不具备同样的效果，就需要通过做人体实验、细胞实验、体外实验等进行验证。

从专业层面来说，研究功效无疑也是刘玮等皮肤科医生的专长，他们了解皮肤的生理状况和需求，当皮肤健康出现问题时，知道产生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应该从哪些方面去解决。有这些基础知识做支撑，研究化妆品的功效自然具备优势。

不过，当时行业的功效验证方法，却存在一些弊端。

1998年，在7项化妆品皮肤病诊断标准正式发布后，刘玮就建立了第一个关于防晒化妆品SPF标值测定的方法，即用人体方法来测。此前，防晒化妆品推向市场，都是用机器测定SPF值，把化妆品拿到机器里转一圈，SPF值显示多少，就直接标到产品上去了。

“当时我觉得很不合理，因为方法不科学，不准确，国际上也没有这么干的，所以，应该废掉，以人体方法来替代。”为此，刘玮据理力争，通过科研工作的成果和大量数据，说服相关机构废弃仪器测定法，建立人体方法。

紧接着，化妆品功效评价标准的建立工作也逐步展开。

2000年前后，国内化妆品分为特殊用途化妆品和普通化妆品，其中，特殊用途化妆品包含了防晒、育发、烫发、染发、祛斑、除臭、脱毛、健美、美乳9大类。针对这9大类产品，时任全国化妆品标委会副主任委员和秘书长的刘玮，组织了好几位皮肤科医生，依托空军总医院、上海皮肤病医院、中山大学附属三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等国内皮肤科方面比较突出的机构，开始拟定化妆品的功效评价标准。

最终，针对9大类特殊用途化妆品，除烫发、染发产品外，刘玮等人分别对每一类产品建立了功效评价方法。其中，防晒必须有SPF值的测定、PA的测定及防水防汗的测定，其他类别产品也都有功效指标要求，产品投放市场前必须满足这些要求才能获得政府批准。

事实上，2008年之前，刘玮的研究重点都是特殊化妆品的功效。在2005年向标委会提出特殊化妆品功效评价的一系列标准时，他还联合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张怀亮教授，将这些工作编著成书——《皮肤科学与化妆品功效评价》，基本涵盖了自己在化妆品功效研究方面的全部内容。据悉，这本书出版17年仍供不应求，出版社也找过刘玮很多次，希望再版。

随后的10年，刘玮的视野扩大到普通化妆品功效的研究上。这一阶段，他带着不少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做课题研究，其中就包括资深护肤专家冰寒。而《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即新条例）发布后的这几年，他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则放在了功效评价方法的建立和功效评价标准的制定上，为行业的功效验证提供了不少参考和依据。

“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多年来对化妆品不良反应和功效研究的不断深耕，让刘玮成为相关领域最具话语权的专家之一。同时，他还参与编审、编译了多部专著，如《精准护肤科学原理与实践》、《现代美容皮肤科学基础》、《紫外辐射的科学基础及应用》、《光防护临床指南》、《美容皮肤科学教材》、《美容化妆品学》等，为行业留下了不少颇具指引性的精神财富。

组图：刘玮主编主审的部分专著

未来：走产学研三结合的路子

从国家对化妆品监管的后续发展来看，刘玮的研究也有较为深远的影响。

自7项化妆品皮肤病诊断标准发布，原国家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分三次陆续建立起化妆品不良反应的监测基地、监测医院。一直到2008年，国家药监局接下卫生部的化妆品管理职能后，继续扩大化妆品不良反应诊断基地，在全国各省建立了以省级为单位的三级不良反应监测网络，包括省一级的三甲医院、哨点医院，还有区域级的医院等。

到今天为止，国家药监局已在全国范围内布局了完整的不良反应监测体系，涵盖医院、卫生监督部门和执法队伍，化妆品出现问题，很快就能够反映到监测体系中。

2022年年初，国家药监局还出台了《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管理办法》，化妆品不良反应的监管依据，至此从学术性质的专业标准跃升至政策法规层面。前不久，国家药监局布置下一步工作时，又提出来新的立项计划，将重新修订化妆品不良反应诊断标准，补充一些遗漏的内容。可见，化妆品不良反应研究工作在不断进行中。

而在化妆品功效层面，刘玮针对防晒化妆品SPF标值建立的人体测定方法，在2002版《化妆品卫生规范》中已正式收录。

如今，已经从行政职务退下来的刘玮，似乎并没有打算跟很多同龄人一样，将自己寄托在“下下棋”“钓钓鱼”等闲情逸致里，他的生活选项，依然只有继续做科研。

长远来看，未来化妆品行业的发展，会回归到化妆品的本质，即美化皮肤外观、维护皮肤健康上。因而，接下来，他将围绕皮肤外观、健康上的问题做针对性的具体研究，比如祛斑美白、抗干保湿、屏障修复以及抗衰老等，都在研究范围之内。

“以后，我会坚持走这样一条路线：针对皮肤问题，研究它的机理，帮助企业设计产品，甚至是创建品牌。”刘玮强调，这些工作将面对整个行业，而不单单是某一个品牌或某一家企业。

同时，他还将继续集中建立化妆品功效评价标准和方法，帮助企业去验证、老百姓去理解产品功效。当然，也愿意在产学研三结合的模式里，发挥专业人员的作用，把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应用性成果，转化到产品开发上来。

在他看来，这样的基础研究“才有价值”。

对话刘玮教授

Q：研究化妆品不良反应，对于化妆品行业而言有怎样的意义？

A：在我们刚开始做化妆品不良反应研究时，首先会调查国外国内的现状。我们发现，欧美国家并没有类似于我国的化妆品不良反应的监督监测工作，而是纳入“疾病”的概念，比如将其当做接触性皮炎去看待和管理。

相比之下，我国对化妆品不良反应的研究是处于领先地位的，不仅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化妆品皮肤病的概念，也首次提出了化妆品皮肤病诊断标准这样的体系。

当一个产业刚开始发展时，大大小小的厂家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注册化妆品公司，然后推出新的产品。从原料到产品的安全性，都需要经过验证，需要把关。而化妆品不良反应的研究，恰恰对当时的化妆品行业起了规范约束的作用。以这样的思路管理国内化妆品行业，能够使它更健康地发展。

图源摄图网

Q：要做好化妆品不良反应的研究，您认为还有哪些工作需要完善？

A：首先，应该有政策法规从职能上做出明确规定，皮肤科医生遇到化妆品不良反应案例必须上报。以前，由于没有法规条例限定皮肤科医生必须上报，有的皮肤科医生虽然碰到了不良反应病例，却出于太忙或怕麻烦等原因，选择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从而产生很多不报漏报的现象。政策法规如果明确规定皮肤科医生有责任上报，不报问责，便能形成很好的保障。

其次，扩大不良反应的诊断基地，至少每个省得有一家能够做诊断的医院。真正出现了化妆品不良反应病例，就需要有专业机构做鉴定，如果不做鉴定，上报的数据就不准确，容易产生冤假错案，很可能导致不必要的纠纷。我经历过很多化妆品行业打官司的案例，都是因为产品的不良反应造成的。

再次，诊断方法、标准也要与时俱进，随着行业发展，有很多新型的产品不断地推向市场，就可能会出现一些以前没有记载的不良反应。比如口唇部的产品导致嘴唇红肿发炎，可是，在原来的标准里没有唇炎的诊断标准，此时，消费者投诉起来就没有依据。还有全身过敏、接触性荨麻疹等病例也不在诊断标准里。因而，诊断标准需要修订、更新、与时俱进，才能够满足不良反应的监测工作，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Q：国内对化妆品功效的研究，未来将呈现怎样的趋势？

A：行业里经常有人讲，新条例发布后，化妆品进入了功效时代，其实不完全对，应该加两个字，我们进入的是功效管理时代。功效一直都是客观存在的，是化妆品的一个基本属性。以前的管理跟现在的管理重点不一样，现在的管理更全面、更严格。

这样一种趋势对化妆品行业有很大影响。从短期看，清除了虚假宣传、夸大宣传、概念性宣传；从长期看，促使这个行业向好的方向发展，保证了行业健康，减少了不良反应，提升了产品效果，有利于创建中国品牌，同时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当然，现在讲功效不能忘了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才讲功效。生产一款产品，如果没有功效，就没有竞争力，没法让消费者去购买。化妆品未来发展的方向一定是又安全又有效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没有发展潜力。

Q：在安全的前提下，功效管理怎么影响我们行业的发展？

A：在国家强调化妆品功效管理之前，抗皱抗老、祛斑美白、头发防脱，是行业公认的三大主题，国内外公司都是围绕这三大主题开发产品。

如今进入功效管理时代，除了三大主题外，也有新的热点出来，比如，针对敏感性皮肤、祛痘、祛痘印、控油、防晒、抗光老化等。根据这样的方向去开发产品，企业才能越做越好。所以，国家对化妆品进行功效管理，长期效果就是决定了化妆品未来发展的热点和方向。

此外，功效管理还有利于创建中国品牌。八九十年代，崇洋媚外的思维比较严重，而在90后、00后中，这种思维已经淡薄了。为什么？因为国家在发展，很多方面已经超越了国外，年轻人的民族自信起来了。这为我们创建中国的品牌提供了机会。国内的化妆品企业同国际大公司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要把这个差距缩短，要弯道超车，得找合适的机会，拼资金、拼人才、拼原料、拼工艺，都拼不过。那么拼什么？拼功效。

我觉得功效是一个窗口期，国家实行了功效管理，就给国内的品牌，尤其是新锐品牌提供了能够与大公司并驾齐驱的机会。因为大家重视功效，研究功效，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但大公司就像航空母舰一样，掉头困难，改变一个产品的配方，没有好几年的酝酿、讨论做不到。国内的很多小品牌就不一样了，有好的想法能够很快实现到配方里面去。所以，在功效方面不但不会落后于这些大公司，而且动作可能更快。

Q：当前有很多企业涌向功效性化妆品，有的与医院、高校等机构合作，打造研发实力背书，有的加大投入，推动原料成分创新。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

A：首先，这是一个好现象，应该鼓励和支持。关注原料，关注产品的科技含量，是创建品牌的必由之路，没有捷径可走。因为中国化妆品行业与国际化妆品行业的差距，主要就体现在科技含量不足和基础投入不足上。

怎么提高品牌科技含量？国内小企业没有资金的时候怎么办？我认为可以“借鸡生蛋”。走“产业+科研+学者”路线，将科研机构、学者的资源、优势、能量都拿过来为品牌所用。这就是产学研三结合。比如薇诺娜，就是产学研三结合路径上最成功的例子。

当然，产学研三结合不等于简单地邀请皮肤科医生、专家、学者等站台，做市场宣传和品牌背书，而是要把这一类专业人群的资源、优势、知识运用到品牌配方、原料选择、功效验证上，这样才能真正发挥他们的价值。

2023年2月22日，刘玮教授将在2023（第一届）中国化妆品科学家大会发表演讲，可扫码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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